1955年，我国首次实行军衔制。当时金策略，由于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率先表态，不少已经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并没有参与授衔。像王恩茂、叶飞等人，虽然主要精力放在地方事务上，但因为在军队仍有挂职，所以依然获得军衔。
然而，赵尔陆和阎红彦的情况却比较特殊。按常理，他们本不容易拿到军衔，但最后却都被破格授予上将。这背后其实有深层次的原因。
赵尔陆：从后勤大将到军工部长
赵尔陆的资历非常老。他早年参加南昌起义，之后跟随朱德上井冈山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他主要负责后勤和军工工作，曾任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、红军前敌指挥部供给部部长、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、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，以及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参谋长等重要职务。
许多红军时期的供给标准和制度，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，可以说，他是中央红军后勤工作的中流砥柱。
展开剩余78%1952年军队进行干部评级时，赵尔陆担任中南军区参谋长，被评为正兵团级。这个评级很关键，因为1955年授衔基本参考了当年的评定结果。
不过，刚评级不久，他就被调往二机部、后又任一机部部长。这些部门虽属于军工系统，但严格来说已不算军队编制。授衔时金策略，相关部门一度很为难。经过反复讨论，最终决定根据他在战争年代的贡献和1952年的评级，授予上将军衔。
原因主要有三点：
1. 他在中央红军后勤战线上的功绩无人可以替代；
2. 1952年已有正兵团级评级，属上将标准；
3. 虽然转入军工系统，但与军队联系紧密，授衔也便于沟通协调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赵尔陆本人并不看重军衔。授衔后，他几乎不愿穿军装。除了授衔时的标准照和极少数照片外，他只在一次家庭合影中穿过上将服，拍完照回家便脱下，再未穿过。女儿回忆说，他之所以不愿穿军服，是因为一旦看到，就会想起牺牲的战友和无数无辜的同胞。这种淡泊名利、心怀战友的胸怀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阎红彦：代表陕北红军的上将
相比之下，阎红彦的情况更为特殊。重庆解放后，他就转到地方工作，几乎没有军队职务。到1955年初，他刚刚调任四川省副省长，没有任何评级。若按正常流程，他根本无法参与授衔。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中央特意让他兼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，从而名正言顺地进入授衔名单。这里涉及一个关键因素——“山头”。
毛主席曾说过，革命过程中必须从认识山头、承认山头，到逐渐克服山头主义。这里的“山头”指的就是红军时期形成的几个主要力量。
当时，红军有三大主力部队，以及为中央提供落脚点的陕北红军。这些“山头”对革命贡献巨大。授衔时，虽然没有明说，但各方力量的平衡必须考虑。如果某个“山头”被忽视，就会引发不满。尤其是陕北红军，虽然人数不如三大主力，但正是他们为党中央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根据地，没有他们，就没有延安精神。按理说，陕北红军至少该有一名上将。
问题是，能代表陕北红军的核心人物谢子长、刘志丹等都早已牺牲。徐海东虽然出身红25军，但已获上将。能再代表陕北的合适人选几乎没有。贺晋年虽资历够，但因刘志丹的关系被排除；其他如崔田民、张达志等，职务或资历都达不到上将标准。最后，中央只能选择阎红彦。
阎红彦1925年入党，1932年起在陕甘游击队中担任要职，曾任红30军军长、八路军留守处主任、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政委、二野三兵团副政委等职。他是陕北红军初创时期的重要领导人，资历和贡献都不容忽视。授予他上将，既是对其个人的肯定，也代表了对整个陕北红军的承认。
不过，由于他长期在地方工作，缺乏军队身份，最终是毛主席亲自点名，让他兼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，才顺利进入授衔名单。
总结
赵尔陆与阎红彦之所以能在特殊情况下获上将军衔，并非单纯的“破例”，而是综合了他们的历史贡献、资历背景以及政治考量。一个是中央红军后勤体系的奠基人，一个是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。他们的存在，不仅体现了个人功绩，也象征着对革命历史中不同力量的承认与尊重。
可以说，他们的上将军衔，既实至名归，又饱含深意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富灯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